【記者許家誠、林宏濬、曾鈺庭／台北市報導】
14萬人生活在僅有兩間診所的緬甸若開邦羅興亞難民營，每天只有兩餐可吃，緬甸政府的惡行成為羅興亞人的惡夢，採訪時楊智強困惑：「為什麼他們看到我會哭？」同伴回答：「他們以為你是緬甸軍人要來殺他們！」 戰地記者楊智強不畏險境深入無數難民營，羅興亞人遭緬甸政府迫害事件，便是他眾多國際採訪之一。


獨立記者楊智強。 攝影／曾鈺庭

在人少的路上 走出自己的路

楊智強研究所主修國際關係，起初立志當外交官，但發現外向的性格不適合在公部門工作，為了學以致用於二〇一三年轉而從事外電新聞的編譯工作，但台灣的編譯工作就是翻譯國際新聞而已，並非實際到當地採訪，「那時我覺得自己不像個記者，反而像個翻譯」楊智強說。

二〇一四年楊智強開始利用工作閒暇採訪自己關心的題材，第一篇撰寫的國際新聞是韓國華僑的簽證議題，韓國華僑領有中華民國護照，卻須辦理出境加簽才能來到台灣的矛盾，為將議題完整呈現，楊智強特地前往韓國採訪當地韓國華僑。此次獨立採訪經驗讓他終於感受到，自己是一名記者，於是選擇辭去從事三年的編譯工作，專心投入獨立記者的道路。成為獨立記者面對最大的難題是經費問題，沒有固定薪水以及資金來源，賺來的稿費時常無法支付下次採訪所需的資金，於是開始貸款延續他的獨立記者生涯。由於貸款金額超過楊智強所能負荷，於是他轉而投採訪計畫至世界微光、流浪者計畫等機構，以獲得出國採訪機會。世界微光創辦人戴芯榆曾尋找管道幫助楊智強到非洲南蘇丹採訪，戴芯榆表示：「楊智強是個很勇敢的人，願意採訪戰亂地區，他不僅完成自己的理想，也帶回主流媒體鮮少報導的消息。」楊智強非媒體出身、沒人脈、沒金援，但懷著對國際議題的熱情，從韓國、東南亞甚至遠赴非洲南蘇丹，帶回台灣新聞較少關注的區域衝突、戰爭、人權議題。


楊智強與當地年輕記者在孟加拉羅興亞難民營。 圖片提供／楊智強

戰地記者的使命是幫助難民獲救嗎？

二〇一三年起蘇丹南部發生長達五年的內戰，外界記者無法進入，二〇一七年時楊智強選擇偷渡進去採訪。有位老太太走了一天一夜特地來找楊智強，跟他說她的兒子死掉了，現在跟孫子相依為命，講完這些故事後老太太問他一句：「跟你講完之後他們就會來救我了對不對？」這裡的「他們」指的是西方世界或是聯合國，楊智強表示：「我不能說對，那等於在欺騙她，但也不能說不對，那會扼殺她的希望，於是我傻笑敷衍帶過。」

在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營，大部分記者都在外頭採訪，楊智強因為去過很多次了所以直接進去拍照。不料有人來詢問他是否持有拍照許可證，楊智強想打馬虎眼帶過沒想到對方跟上，結果一聊發現對方是村長，並且熱情地帶他到村子上採訪。出去難民營時村長突然拉住楊智強的手說：「村子死了五十幾個人，妻子也被子彈射中。」講著講著就淚流滿面，「才第一天認識就在我這個陌生人面前流淚，我覺得我沒有資格去安慰他，只能拍了拍他的肩膀。」楊智強語帶不捨的說。

這些身處在戰亂地區的人民，將記者當成對外窗口，以為只要將他們遭遇告訴記者，就會獲救、就會不再有人死去，但楊智強表示利用新聞報導改變現狀沒這麼容易，尤其中文寫作對緬甸、孟加拉、南蘇丹政府施壓很有限，並且他的文章通常在《換日線》、《報導者》等台灣媒體發表，影響力只在台灣部分讀者而已，他說：「不過我至少將第一手新聞帶回台灣，讓大家了解世界另一邊發生什麼事。看到台灣讀者寄信分享讀後感與鼓勵，知道我的報導發揮傳遞訊息的責任，一切就覺得值得了。」

保持警覺 並與恐懼共存

說到戰地記者，不免與危險、恐懼、死亡聯想在一起，楊智強表示曾經差點回不了台灣。準備離開緬甸若開邦首府實兌當天，楊智強去到遭政府強迫關閉的清真寺前做了新聞播報，一位貌似特工人員的緬甸大叔前來詢問他的身份，他扯謊：「我是台灣人在做旅遊節目，因為這間清真寺看起來很有歷史，所以想要介紹一下。」但對方沒有馬上相信，直到透露飯店位置才讓他離開楊智強迅速奔回旅館拿了行李向機場出發，也發了郵件告訴朋友如果兩、三天後連絡不到他，請聯繫他在緬甸認識的朋友，「直到飛機起飛我內心的大石頭才終於放下。」楊智強心猶餘悸的說。

除此之外，楊智強提到他認識的記者朋友被蘇丹政府判罪，然而這位記者與他在相同的戰區做新聞採訪，這也表示對於蘇丹政府來說，楊智強應該也是一個「潛在的間諜」，只是沒有被抓到罷了。身為戰地記者必須學習與「適當的恐懼」共存，楊智強說：「恐懼太多，什麼事也做不了，但也不能不害怕，會降低警覺性而遭遇危險，因此必須調配兩者的比例，在心中達到適當恐懼，並與之共存。」


楊智強在報導南蘇丹內戰事件時結識的當地人。 圖片提供／楊智強

放眼國際 也心繫於台

雖然楊智強主要報導議題在於國際事件，但對於台灣的社會議題仍有關注。楊智強於二〇一七年與《報導者》合作「廢墟少年」議題，講述兩萬名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這群少年因為家庭貧困、父母重病或入獄，因而輟學加入社會幫派或是工作，為了糊口當水泥工助理，甚至是販毒，在這群少年上看到勞動體系的剝削、鋌而走險犯法，也目睹貧窮的階級複製。

《報導者》從家庭失能、學校教育，社福機構、法律部門四個層面來探討，追查社會如何遺漏這群邊緣少年，希望公部門能提供符合青少年所需的政策。關於高風險家庭孩子議題一出，社會上引起不少回響，為此立法院發布三讀通過的「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新聞稿，例如去除虞犯少年的身分規定、建置行政輔導先行機制等條文修正。

「廢墟少年」議題出現，讓高風險家庭的孩子與社會產生連結，負責報導法律層面的楊智強表示此社會問題需花上一段時間改善，無法立即見效，社會大眾對犯法的青少年撕掉偏見標籤相當不容易，但至少高風險家庭孩子的議題出現苗頭，讓更多人看見那些在夾縫中生存的青少年們。

走得遠 卻不忘為什麼出發

走過不少國家，下一站楊智強決定回到台灣做國際新聞，撰寫與台灣切身相關的國際報導，台灣讀者對自身議題較有感，於是從台灣為出發點接軌國際，比如說移工的議題或是國際犯罪，探討台灣在國際犯罪鏈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二〇一九年九月楊智強回到台灣角度關注的第一個國際議題為「香港反送中」事件，也著手計畫飛去香港為台灣帶回第一手消息。楊智強即便在人少的路上也走得很遠，卻不忘從何出發、為何出發，堅持第一手、持續追蹤新聞，接下來將回到台灣繼續放眼國際。

採訪側記

記者採訪當天懷著緊張的心情，竟然可以採訪到大名鼎鼎的楊志強記者，第一眼便注意到他黝黑的膚色，感受到深入南蘇丹戰區以及孟加拉難民營的經歷刻劃在他的臉上。楊志強記者很親切、幽默，採訪的閒暇之餘跟我們分享不少故事，以及指導我們成為記者這條路可以如何努力。楊志強提到當獨立記者面對最大的問題是資金來源，雖然獨立記者有別於主流媒體，較能完成與眾不同的理想，不過也需付出收入不穩定的代價。希望看完這篇新聞的讀者，不僅感受到獨立記者可敬可佩的地方，也能思考台灣到底需要怎樣的媒體、怎樣的記者，為我們提供別開一境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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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轉載自生命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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