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植物標本看台灣史 《塵封的椰影》對焦細川隆英 書寫台北帝大植物學者群像

環境資訊中心 特約記者廖靜蕙 報導

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台北帝大),是國立台灣大學的親身,日治時期曾擔負起培育知識分子的任務,包括一群植物研究者,他們或許來自日本,或出生成長於台灣的「灣生」日本人,相聚於台灣,為原生植物譜寫身世。《塵封的椰影》一書即以此為背景,記述台北帝大一段鮮為人知的植物學家故事。作者胡哲明從植物標本透漏的資訊,重現當時植物學者們因植物採集而不凡的經歷。


胡哲明以顯微鏡觀察細川隆英標本。這是細川隆英於1930~1941年間在密克羅尼西亞採集的露兜樹果實。圖片來源:胡哲明提供


細川隆英半生緣 以台灣為起點採集身影遍及南洋

 

「一般人對於植物學家的想像,可能不外乎喜歡在溫室裡養花蒔草,或是熱衷於穿梭熱帶雨林間探險獵奇。」作者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胡哲明如此形容,但瞭解植物的形態分類,為什麼會生長在特定的地方,又是如何適應各種生態環境而有多樣性的面貌,才是植物研究者饒富趣味的問題。

《塵封的椰影》書中這段文字描繪了植物學家的身影,主角細川隆英是其中一位。1909年,他出生於九州熊本,6歲時父親細川隆顯到台灣大坪林公學校教書,全家於是一起從九州熊本移居台灣,並在台灣成長、就學,幾個妹妹也陸續在台灣出生,是「灣生」。1929年他從台北高校畢業,進入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院生物學科,師承植物學第一講座工藤祐舜教授,早期研究以植物分類學為主,後期轉向植物生態學研究。

細川隆英的畢業論文首度完成台灣豆科植物分類整理,並陸續發表164種台灣原生植物新種,約20種特有種,至今多數仍是有效學名。他的植物研究以台灣為起點向外擴展,足跡遍布台灣本島、小琉球、蘭嶼、密克羅尼西亞、菲律賓和婆羅洲等地,其中又以在密克羅尼西亞的植物研究調查最為重要。


植物生態研究起步 記錄霧林帶生物多樣性

 

自台北帝大畢業後到二戰結束的八年間,細川隆英共七次前往密克尼西亞群島進行植物調查研究,採集超過7600份植物標本,發表50多份相關的研究論文和書籍。

熱帶雨林生物多樣性,對於研究植物的人深具吸引力。日本在一戰和德國宣戰,戰後順利接管德國統轄的幾座太平洋小島,包括密克羅尼西亞等,並於帛琉成立「南洋廳」。尤其金平亮三發表《南洋植物誌》更令植物研究者神往,摩拳擦掌想一探究竟。

在此背景下,細川隆英也前往探索,他幾次前進南洋諸島,見證大面積雨林因墾殖,短短幾年消失成農地,衝擊可想而知。他也在此進行植物生態研究,了解霧林帶垂直植物生態,記錄不同高度、溫度差異以及生態相變化,這在當時是相當新的概念。


左為細川隆英1934年8月24日在波納佩島所採集的波納佩雷平氏木標本,採集編號Hosokawa 5968,為台大植物標本館收藏。右為池野成一郎的草山行照片,前排左起:細川隆英、大沼氏。後排左起:正宗嚴敬、池野成一郎、山本由松、黑瀨。圖片來源:春山出版 提供

胡哲明受訪時解釋,生態學概念始於1890年後的德國,1920年代研究生態的人很少,工藤祐舜就在台北帝大成立「植物生態研究室」,他的學生鈴木時夫純做生態,福山伯明純做分類,細川隆英介於分類與生態之間,他在台灣雖以植物分類為研究,但回到日本後則以植物生態研究為主。


因二戰戛然而止 台北帝大植物研究者群像

 

除了敘述細川隆英的生平,本書也見證日治時期的台北帝大植物研究學者群像,包括植物愛好者耳熟的工藤佑舜、正宗嚴敬、日比野信一、山本田松、鈴木重良,以及台北帝大培植出來的植物研究者福山伯明、森邦彥以及鈴木時夫等,他們的學術研究曾含苞待放,卻因戰爭始終無緣綻放。


1929年12月30日細川隆英採集自小琉球的鱗蓋鳳尾蕨標本。圖片來源:台灣植物資訊整合查詢系統

1945年3月台北帝大首度遭美軍轟炸,又經歷5月31日的台北大轟炸,8月日本天皇發布詔書宣布終戰,台灣進入國民政府,台北帝大也正式改名為「台灣大學」。另一方面,光復後的台灣,面臨著另一段嚴苛的考驗,整個社會產生極大的轉變。

書中描述當時留任台灣的八位植物學「日籍」教授,包括日比野信一、正宗嚴敬、山本由松、相馬悌介、吉川涼、細川隆英、金野匡三、西田晃二郎等,面對時代處境的茫然與掙扎,除了山本由松於1946年於蘭嶼採集罹患恙蟲病去世,其餘幾位相繼遣返日本。原本於台北高校任教的福山伯明,也在1945年遭仇日者刺殺身亡。

細川隆英在此情境下,帶著妻小及少數行囊返回日本。返日之後,輾轉在九州幾所學校任教,最後定根於九州大學。書中瀰漫淡淡哀傷,但敘述節奏並沒有在此逗留,接著明快地交代每位植物學者的去向。

胡哲明認為,若細川隆英等人繼續留在台灣,應能成為重要的學者,「只是他們沒有機會。」

「學術黃金期大約是大學畢業後十年,而細川隆英畢業後十年大約是1942年,即將發光發熱,卻遇到太平洋戰爭。」這些植物學者們戰後不但面對遣返日本的處境,過去的學術成果、採集的標本亦無法帶回日本,全數留在台灣,基本上就是打掉重練。台灣植物研究的基礎也遭遇同樣的處境。


搖曳椰影 解碼斷裂的自然史

 

「這是一段發生在台灣,也有關南洋的故事,卻被我們遺忘了。」胡哲明說,多年前,他指導的碩班生整理這批多達數千份的「細川標本[1]」,但這些標本彼此之間似乎欲語還休,直到三年前疫情爆發,讓他下定決心挖掘這段台北帝大時期未被細究、幾乎遺忘,且似幻如真的歷史。

帶著稍縱即逝的殘影感,胡哲明以「塵封的椰影」為象徵。書中夾敘夾議,不時出現類似小說的人物對話。胡哲明說,剛開始動筆時是中規中矩的寫法,不久漸感索然無味,顯然需填補資料,並從眾多蛛絲馬跡想像細川隆英的遭遇。

細川隆英在遊記上提到幾個名字,他們曾有過怎樣的交會?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會找誰幫忙?這些情境、人物之間的對話,逐漸在胡哲明腦海重現,他於是將這些對話寫下來,為人物建立生命史,為事件整理時間軸,收藏在人類學博物館的草裙,彷彿也擺動起來。


左圖為夾竹桃科的植物波納佩雷平氏木,是由細川隆英在1934年發表,特產於波納佩島的物種;右圖為身穿草裙的傳統雅浦島女性,草裙的材料多為黃槿莖撕成長條的纖維,加上椰子葉、香蕉葉的長纖維一起編織而成,圖中還用海岸擬茀蕨、薑黃等的葉片裝飾。繪製及解說:胡哲明。圖片來源:春山出版 提供

令人好奇的是,台北帝大理農學部雖有台籍農科生,為何植物研究卻始終從缺?胡哲明推測可能是考慮到出路,他從文獻中得知,台北帝大成立六屆,生物學科有25位學生,只有林朝綮(音同「慶」)及顏滄波兩位台籍生研究主題是地質。

不過,細川隆英、鈴木時夫、福山伯明等人,都是從小在台灣長大,甚至是灣生的手足或父母,這樣的他們算不算台灣人呢?


標本訴說台灣史 塵封半世紀從未沉默

 

「這本書記載著無論是學植物或學歷史的人,都沒能講清楚的一段歷史。」胡哲明說,最特別的是,他幾乎是由標本串聯這段歷史。

「植物標本述說的語言,對史學研究者可能是道門檻,以至於往往擦身而過。」在本書中,胡哲明嘗試以非文獻的角度——例如標本,來檢視歷史。「標本是採集紀錄的累積,是收集資料的手法,也能提供嶄新的視野。」

本書同時也能以日本人為視角看台灣史;台灣史不僅有台灣人的視角,也有住過台灣的日本人視角。

靜靜地在植標館的木櫃中躺了超過半世紀的細川標本,如今透過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數位化,進入「台灣植物資訊整合查詢系統」供大眾查閱,偶爾有植物學者在研究特定類群時,才會拿出這些標本檢視。

「但我想他們應該也和我一樣,每次瀏覽標本時,都會感念這些過往研究者一步一腳印的心血收藏。」這段話道出胡哲明的心聲,也為細川隆英的貢獻下了註腳。

細川隆英曾於1969、1971年兩度重返台灣,到台灣大學演講。回到他從小直到壯年都生活的台灣,他的心情如何呢?恐怕留待後人細細揣摩體會。


胡哲明以類小說方式,將台北帝國大學時期,演繹一群植物調查研究者群像,夾在歷史的洪流中,不忘遺留給台灣重要的自然遺產。攝影:廖靜蕙


註釋

 

[1]依據胡哲明〈植物學者的人類學偶拾──日本植物學者細川隆英二十世紀初期在密克羅尼西亞和蘭嶼行蹤的初探〉一文指出,採自密克羅尼西亞的「細川標本」,台大植物標本館有4234份;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的3050份;以及存放在美國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夏威夷畢夏普博物館(Bernice Pauahi Bishop Museum)和哈佛大學植物標本館等地約400份的複份標本,總數超過7600份。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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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轉載自環境資訊中心】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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