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萬遺骨身世之謎?解析清朝治理臺灣的心機布局—專訪柯志明


揭開無主骨骸的身世之謎


1999 年 9 月 21 日,臺灣發生芮氏規模 7.3 強震,近 11 萬戶房屋全倒或半倒,其中位於臺中東勢的保安祠瞬間倒塌,高達兩萬具無主骨骸散落一地。不禁令人好奇,葬身此地的究竟是何方神聖?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社會學研究所柯志明特聘研究員,為我們揭曉骨骸主人的真實身分,竟與清治時期三大民變之一的林爽文事件有關,一段因官府分化手段而生的歷史悲劇就此真相大白。


921 大地震造成臺中東勢保安祠倒塌,高達兩萬具無主骨骸散落一地,葬身此地的究竟是何方神聖?
圖|陳玉峰


驚天大震!震出上萬具無主骨骸

 

1999 年 9 月 21 日,夜幕下一陣地動山搖,彷彿每一寸土地都在顫抖。921 大地震,是臺灣二戰後最嚴重的震災,傷亡枕藉、無數建築倒塌。

在傾倒的建物當中,臺中東勢保安祠的頹圮,震出了令人驚駭的懸念:祠堂倒塌後隨之散落的竟是多達兩萬具的人骨遺骸。

這些沉寂兩百多年的骨骸,究竟是何方神聖?為何同葬於此?種種謎團在學者的抽絲剝繭下,一段血淚交織的臺灣史隨著骨骸重見天日。

1910 年,今豐勢路一帶在興建台車軌道時,意外挖掘出大量骨骸,當地仕紳、善心人士分攤捐款,就地於 1911 年建成萬善祠(無緣塔)收容祭祀。

1924 年,為了興建東勢公會堂等公有設施,籌劃將該處新舊發掘的骨骸遷往一公里外的東勢本街萬善祠(百姓公廟)。1926 年,百姓公廟擴建完成更名為保安祠,一直存續至 921 地震前。

現今仍有耆老記得當年半夜牛車搬遷骨骸的情景:「夜靜更深牛鈴聲聲響,本街戶戶門窗緊緊閉」。

這群人的生命在殘酷的時代下葬送,而 921 地震宛如天意,讓他們重新被世人銘記。


本圖參考生態學者陳玉峰繪製的東勢保安祠平面圖重繪,可見骨骸及祠堂內陳設的相對位置。保安祠遭 921 地震震毀,目前先民遺骨已遷至東勢萬善祠大眾爺廟奉祀。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陳玉峰)

整起事件起初是由生態學者陳玉峰注意到,深覺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因而開始進行文獻搜集與耆老訪談,撰寫成〈東勢保安祠考〉一文。

這篇文章保存了許多重要史料,也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何傳坤研究員的協助下,針對頭骨做形態測量統計分析,發現其主要群體與「福建漢人」相近。但這篇文章尚無法回答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在以客家人為主的聚落內,會出現如此巨量的福建漢人遺骨?

這個謎團在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柯志明特聘研究員的研究中獲得解答。柯志明在探討「清代臺灣社會動亂」議題時,針對三大民變之一的「林爽文事件」,從宮廷文獻推斷,林爽文部眾在清軍、義民聯手清勦,窮途末路之際,應該就是在臺中東勢四角林大安溪谷一帶被泰雅族人所圍殲,但此推論卻苦無堅實的證據。

此時,柯志明偶然讀到了〈東勢保安祠考〉後豁然開朗!再經一番考究,終於串起各個失落的環節。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柯志明特聘研究員,解開了臺中東勢保安祠兩萬多具無主骨骸的身世之謎。
圖|研之有物


林爽文事件深層起因:利用內在矛盾的心機布局

 

林爽文事件發生在清乾隆 51 年(1787 年 1 月 16 日),表面上,看似是幫會不滿官府統治(或欺壓)而起事造反,率領武力攻占城池、殺害官員。

林爽文從臺中近山起事,勢力一度掌控幾乎整個臺灣西部,招致清廷下重手鎮壓平亂。但若更深一層剖析就會發現,事件背後其實深埋著各種複雜因素,包括人群之間的對立衝突,以及統治權力的介入操弄。

要理解清代民變的脈絡,清廷在臺灣實施的「三層制」治理策略是核心關鍵!

所謂的「三層制」,就是清廷在乾隆中葉(約 1760 年代)建立的「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在土地上劃下界線,把在臺灣生活的人群切割分治。

三層制的最外層沿海平原是從大陸來臺開墾的漢人,內陸山區則是當時被稱為「生番」的高山原住民族。兩者之間沿山地帶,夾著漢化較深、官府控制程度較高的平埔族「熟番」。為了因應邊界(隘口)防守人力不足的問題,官府遂動員熟番負責守隘、護衛軍工匠等任務。

清廷治臺初期經歷一波內亂洗禮後,地方勢力成了北京朝廷的心頭大患。為了避免移墾漢人在臺灣勢力坐大,清廷採取「分而治之」策略,設下諸多管理規範。三層制在建立之初,便是要讓漢人和原住民勢力彼此牽制,用人群間的「內在矛盾」施行國家權力的統治。


三層制劃下的地界經過多次變遷。自康熙 61 年立下界碑到 19 世紀的隘線可發現,漢人勢力逐漸往山區逼近,導致熟番與生番的土地逐漸限縮。為了保有辛苦開發的土地田產,原住民族與漢人之間的衝突隨處可見,也成為清廷用來牽制管理人群的手段。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柯志明)


沿山私墾勢力崛起!擁武自重成清廷眼中大患

 

三層制的區隔措施主要是「挑溝築牛」用「土牛溝」劃下地界,禁止漢人越界到原住民土地開墾,並把居間的沿山地帶劃為專屬熟番的夾心層。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來,土牛僅是高約 2 公尺多的土堆,原本就沒有阻隔效果;二來,忙於守隘的熟番需要勞動力幫忙耕作收租作為口糧、漢人移民則需要土地收益維生,雙方一拍即合,守邊者公然「監守自盜」;三來,不少漢人會假藉軍工匠名義出界,伺機開墾界外土地。


漳州(紅)、泉州(紫)、客家(藍)社群,在東勢角、樸仔籬界外私墾的相關位置圖。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柯志明)

這群遊走在界線內外的漢人,在無政府的三不管地帶,為了獲利和安全考量,往往會自我武裝,久而久之發展出類似幫會的「準軍事組織」,在利益發生衝突時也常透過武力解決。

林爽文部眾就是這種情勢下的產物,這股新興的沿山界外私墾勢力逐漸壯大,也埋下日後失控的種子。


「劃界遷民」政策變調,埋下官民衝突導火線

 

林爽文事件從規模與期程來看,稱得上是清代臺灣最大的民變,在民間小說中,這段歷史總被描寫成「天地會反賊對抗朝廷」,但實際上,清廷自己卻把整起事件歸因於「劃界遷民」政策的失敗。

乾隆皇帝自己的檢討是這樣的:

自近年楊景素議立界限之後,將界外良田美產轉畀生番;生番不事耕種,內地無業游民竊渡偷墾,地方官諉之界外,不復稽察。於是,奸匪尤易藏匿。(欽定平定臺灣紀略:53)

原來在林爽文事件以前,不少漢人鑽法令漏洞越界私墾,不只成為稅賦黑數,也常因利益糾紛而引發衝突,清廷從經濟與社會治安兩方面來考量,終於不得不開放界外准墾。原本「地下經濟」的瞬間合法,卻嚴重衝擊私墾勢力的既得利益。

要知道,這群人一直都在法外灰色地帶討生活,不熟悉體制內的遊戲規則,原本缺席的國家勢力一旦介入,私墾勢力當然無法和那些與官方關係良好、有財有勢的傳統精英抗衡。

「這就是乾隆皇帝所謂的『弄兵之漸』!」柯志明說:「民間力量對於國家的介入感到忌諱,而國家又將這些民間力量視為威脅。當政府試圖解散這些組織,甚至捕殺領袖時,武力衝突成為必然。」

最終,清廷三管齊下,除了調動六萬正規軍外,更利用人群之間的矛盾(包括閩粵、漳泉、漢人與熟番之間的嫌隙)組織義民部隊,並徵召私墾勢力的天敵生番,合力把林爽文部眾打得逃竄界外。

最後逃亡至東勢角的大批林軍被官兵、生番聯手擊殺,餓死或體力耗盡落河溺斃的也不在少數,死亡人數約有 7 千多人。若再加上當地戰亂中喪生的平民百姓,以及後續戴潮春事件的犧牲者,合計高達萬餘人。至此,臺中東勢保安祠的枯骨身分終於水落石出。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福康安《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呈現東勢角四角林勦滅林爽文部眾的情形。此畫未見清軍戰陣殺伐,但見大安溪河邊、河中散落無數無頭屍體,以及山上生番手提頭顱。
圖|Harvard–Yenching Library


清廷分化操作過頭!19 世紀臺灣史滿紙斑駁血淚

 

柯志明指出,在林爽文事件平定後,清廷對於利用臺灣社會內部矛盾施行統治的手段,變本加厲。

在乾隆後期至嘉慶年間,建立了「權變部署」的統治原則。在幾個「秘密奏摺」中,可以窺見清廷官方的態度:

臺灣地方向分漳、泉、粵三庄,伊等類聚群分,遇有事端,彼此轉得互為牽制。……該處民情不睦,亦只可聽其自然,……此意該鎮道惟當默存諸心,又不可使漳、泉人知覺,轉啟朋比為奸也。

設使三籍聯為一氣,於海外要地,轉非所宜。猶幸黨類區分,各不相下,遇有莠民滋事,其異籍之人,必為義民,與之樹敵。

奏摺中的內容用白話來說大意是:

臺灣人民自行分群、彼此鬥爭,雖然應禁止過分的仇殺相攻,但沒必要消弭敵對態勢,發生事端時才能讓各勢力相互牽制。此計謀不要讓人民知道,以免他們團結起來。

柯志明認為,相對於三層制屬於「常態體制」,這種仰賴漢人社會內部矛盾加以分化離間的手段,可稱為「權變部署」,兩者相互搭配使用就是「兼用經權」。

「從不讓百姓知道看來,清廷統治者很清楚,權變部署屬於『不得已』的非常手段,並非穩定可靠的治理機制。」柯志明接著補充,「然而,他們對於縱容及操弄仇恨所造成的惡性循環嚴重性,卻沒有足夠警覺。」

慘痛的代價很快就降臨,臺灣漢人社群間的分類械鬥越演越烈,民間武力也逐漸失控,甚至演變成叛亂,1862 年爆發的戴潮春事件便是血淋淋的例證。

血流成河的案例充斥 19 世紀的臺灣,「不只是漳、泉、客在打,最後一個個庄頭都變成碉堡。這是個以鄰為壑的社會,甚至連親戚之間也可以分屬不同陣營、自相殘殺!」柯志明語氣透露對過往歷史的深刻遺憾。


以史為鏡:反思臺灣多元族群社會現況

 


柯志明撰寫的〈祭林爽文軍成仁義塚文〉,告慰死者在天之靈,感謝冥冥中的因緣巧合,讓他得以還原歷史真相。
圖|柯志明


在完成巨作《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後,柯志明獻書還願並特別寫了一篇祭文,在骨骸長眠之地恭敬朗讀,既告慰死者在天之靈、也感謝冥冥中的因緣巧合,讓他得以還原歷史真相。然而,即便歷史真相已明,我們又能否真正記取歷史教訓?

以史為鏡,我們可以審視自己所處的時空情境。柯志明認為,在三層制的演變過程中,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要認清臺灣社會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

清治時期,國家權力自外於社會之上;走到現在民主社會,國家和社會的利益雖然較為一致,但國家權力依舊可能以更幽微、難以察覺的方式對社會進行分而治之,作為現代公民,仍須保持警醒。

不要被分化離間,就是要凝聚對於土地的感情。從阿富汗及烏俄戰爭我們不難學到一件事:最強大的武器不是導彈潛艇,而是人民保衛家園的決心。──柯志明


柯志明與新作《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
圖|研之有物


老師似乎喜歡用「說故事」的方式來進行研究?您的研究彷彿大時代劇本,讀時有如在看一齣齣精彩大戲。

 

其實我最初並不是用「敘事」作為研究方法,我一開始是採用社會科學方法,做了很多統計圖表,用概念及量化的方式找答案。但在撰寫《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一書的過程中,我發現敘事和社會科學方法可以相互為用。

敘事可以豐富化社會科學的解釋,而社會科學可以分析性地發展對敘事的理解,也就是說,堅實的證明與清晰的概念能幫忙講出更好的故事,形成解釋愈多、理解愈深的正向循環。


採用這種「說故事」的研究方法,是否也影響了您的學術志業?

 

以我個人的學術志業來說,是要探究臺灣社會真實存在、被賦予的意義,透過說出我們自己的故事,來回答我們是誰。

使用敘事方法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了解、並找到自己。在面對真實的歷史後,重構自己的故事,才能實際面對、並解決問題。


柯志明長年以社會科學方法從事研究,善用歷史地圖與衛星影像套疊,考釋事件發生地與演變歷程。近年更嘗試以敘事方法帶領讀者探討歷史真相、重構自己的故事。
圖|研之有物

採訪撰文|黃楷元
責任編輯|田偲妤
美術設計|蔡宛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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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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