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德國政府用教育抵擋仇恨和歧視──卡哈娜：民主需要相信的勇氣
搜尋卡哈娜（Anetta Kahane）的名字，會看見三個身份。前兩個，是時代給她的：猶太大屠殺生還者二代、前東德祕密警察線人。但在柏林圍牆倒下前，她發現共產主義並未帶來平等，反而使東德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和階級對立，而這不是她要的社會。她決心推開新的時代，給了自己至今最為人所知的身份：德國反極右教育的推手。
從1990年代開始，卡哈娜致力於促進德東教育民主化，如今，她倡議建立民主公民社會支持網絡的主張，已經被德國政府納入國家政策，由總理直接下令成立部門執行；她成立的基金會率先展開對網路仇恨言論的研究報告，更成為政府擬定對策的參考。30餘年來，她如何在一個有仇恨和歧視土壤的地方，為移民家庭和少數弱勢發聲？她和她的組織如何在社交網站為仇恨政治推波助瀾下，堅持這條民主深化之路？
當我們循著地址來到阿瑪迪安東尼奧基金會（Amadeu Antonio Foundation，後稱AAF），迎接我們的是一群不同膚色的青少年，剛下課的他們，興趣盎然地盯著迷路的我們，嘴裡咬著糖，手指向上，指引我們上樓。
孩子們是來校外教學的。成立22年的AAF，不僅是德國政府、美國、歐盟、Google、Facebook等指定的合作夥伴，也為學生提供反極端主義教材、資料庫，是許多德國學生認識民主的窗口。
這裡也是極端份子起義的「目標」之一。曾經，3個穿著軍裝的新納粹份子，直播「進攻」AAF十秒的過程；持有武器的極端份子，曾長期監控AAF辦公室，拍下每位進出者的樣子。「即使這裡是柏林市中心，我都沒辦法感覺到安全。但5、6年前不是這樣的！」AAF發言人魯德克（Robert Lüdecke）說。
這裡，根據網路謠言指出，還是德國祕密審查Facebook言論的基地。
「我就是那個所謂『審查大家Facebook』的人！」AAF創辦人卡哈娜接受《報導者》專訪時，以傳說中的「國家機器審查首腦」介紹自己，她早已登上極右派的「通緝名單」，在網路上輸入她的名字，跳出醜化、卡通化她一頭捲髮的影片，其中一支的斗大標題就是：「德國政府聘用前祕密警察卡哈娜來審查Facebook！」（German Government Hires Former STASI Agent Anetta Kahane To Censor Facebook）
事實上，所謂「國家機器」並不親近卡哈娜，採訪當天，AAF提出的兩個補助申請都沒獲得政府支持；而卡哈娜前半生的經歷，更讓她習慣與國家保持距離。
從監視他人，到發現自己也被監控
卡哈娜（Anetta Kahane）是阿瑪迪安東尼奧基金會（Amadeu Antonio Foundation）的創辦人，長期以研究、教育、出版、倡議等方式阻擋種族主義和歧視，最終成為德國政府的合作夥伴。（攝影／王文彥）
卡哈娜1954年生於東德，她的父母是經歷二戰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也是共產黨員，二戰結束後夫妻倆便投奔東德、在國營媒體工作。時代在父母身上留下的刻痕，也印在卡哈娜的生命藍圖中，她曾跟父親一樣想要「作戰」。
「我也想跟我爸爸一樣，跟法西斯作戰啊，所以我猜，為東德政府工作，就是作戰的方式之一吧！」卡哈娜的爸爸在二戰期間，在西班牙、法國參與共產黨與法西斯的戰鬥，並因此被逮。父母的這段過去，對在東德長大的卡哈娜來說，符合國家教育裡對英雄的描述。
19歲那年，卡哈娜被吸收成為國家情報局祕密警察的線人，她的工作是回報「可疑對象」的一舉一動。「那是一個年少無知的決定，」卡哈娜說，她稱自己直到1982年，從海外翻譯工作歸國後，才「醒來」。
擔任翻譯的她，發現東德的人不僅不是在對抗法西斯，還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與階級對立。當她發現這不是她要的戰場後，便向祕密警察提出辭呈。此後，她卻開始被國家監控，國家暴力在她身上發威，讓她坐牢、失業，而最重的一拳，是父親再也不跟她聯絡，直到現在，卡哈娜以憂鬱形容與父親斷了聯絡的自己。
深怕種族屠殺重來，成為替弱勢發聲者
是什麼讓她如此堅持，與國家機器對抗，與家人斷了往來？
她在集中營生還者家庭中長大，從小，創傷中的父母就要她藏起身份，不要揭露自己的猶太血統，於是當她看見冷戰中長期封閉的東德，開始成為排外與種族主義溫床時，她特別敏感，深怕歷史重來。
「黑人、像你一樣的人（指黃種人，當時為在德國的越南人），在德國被打、被新納粹獵殺，你去城市、鄉村，都感受到對外來者的敵意，特別是對那些非『德國』的人。」她回憶過去，「人們被殺、攻擊的事件都數得出來，問題不是我怎麼發現的，問題是其他人怎麼會沒發現？其他人怎麼能忽略？」
在柏林圍牆都還沒倒下前，卡哈娜便公開為外國人、難民公開倡議，她在東柏林發起工作小組「新論壇」，討論東德外國人、少數弱勢的處境；1990年，柏林政府指定她為替難民、政治庇護者發聲的代表，希望她研擬保護難民的機制。兩德統一之後，她繼續倡議移民家庭、移民孩子的受教權。
在噓聲中，堅持對話可能
一段1991年的影片，可以看見戰場上她的身影，以及她的孤單。
那是1991年的東德小鎮霍耶斯韋達（Hoyerswerda）的廣場，經過連續6天的排外攻擊，街上的越南人被打、非洲移工宿舍被燒、難民收容所被汽油彈攻擊，「無外國人區」一詞從此開始流行。當時，兩德統一後，東德經濟雪崩式下滑，貨幣貶值、企業倒閉，失業率攀升，同時，過去沒有太多外國人的東部，卻又看見相較過去更多的移工出現，於是激起對外國人搶工作、搶住宅的恨意，人群開始「獵捕」外國人。那是德國統一後排外主義第一次高峰。
當時德國電視台在廣場上舉辦公開對話，採訪當地官員與難民政策制定代表，一名外籍人士以「我去那邊等於是自殺」為由，拒絕邀請。卡哈娜則在3個警察小隊保護下，在現場接受採訪。
「首先，我相信我今天站在這裡，是代表所有在乎外國人、並想要他們能繼續生活在此的德國民眾。」一旁民眾以笑聲、噓聲回應。卡哈娜對記者說，難民法的討論與現場的排外情緒相連，不顧人權，也與《德國基本法》的精神相違背。
當時專訪她的記者問到，作為帶領公眾討論的倡議者，真的相信社會還有對話的可能嗎？
「我想我們必須在社區間、民眾身上花很多的心力，但社會工作畢竟比執法要付出的成本便宜許多吧？」她轉向人群說，「你們可能覺得這（番話）很無聊，但要讓人們慢慢產生對話的意願，就必須讓像他們這樣的年輕人，對未來感到希望，要在學校裡面改善教育，在青年中心投入資源，這一切，基本上需要教育、文化、社福領域的所有人都著手改變。」
即使這般言論在當時引來噓聲，民眾大喊「想都別想（Never）！」但卡哈娜在此後的人生，一步一步實踐了當時的每個字。
成為東德教育民主化推手
「有時候你就是要把一個訊息說個1,200次，某一天，他們或許就會懂了。」她孤軍奮戰，當時連政府也袖手旁觀，官員們都選擇靜默。「（他們）不想惹麻煩，不然（外人聽見極端主義）觀光客就不敢來了，觀光客不來，失業率就更高了，如果失業率高了，德國人就開始獵捕外國人了！」卡哈娜說，「所以不要說話，不然種族歧視就變成了一個問題，這是當時他們告訴我的理由。」
除了政府的冷漠，另一個挑戰是極右派正在快速擴張，他們抓準統一後東部的不滿，以及當地公民社會的空缺，「90年代，他們（右派）開始一整個社會運動，新納粹出現在村莊裡，城市裡，他們還自聲稱成立國家特定區，他們可以控制一切。」
「當地的那些大人們說『我們也不能怎麼樣啊，而且他們（極右派）說的好像也沒什麼不對，我們不用插手吧。』」卡哈娜不怕危險地到處受訪，終於，政府聽見了她的聲音。她建立非營利組織「外籍人士、青年工作與學校事務區域中心」（Regional Centers for Issues Regarding Foreigners, Youth Work and Schools，簡稱RAA e.V），與聯邦區域教育、整合與民主辦公室（Regional Offices for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Democracy）合作，設立22個分支，展開改造東德教育系統的大工程，讓1990年兩德統一後，還停留在共產體制下的東德教育，開始以培育公民為目標，逐步修正教材內容、補強公民意識。
補貼極右派帶來反效果，她教政府改變
卡哈娜創辦的阿瑪迪安東尼奧基金會（AAF）與組織成員。AAF提供反極端主義教材、資料，是許多德國學生認識民主的窗口。（攝影／王文彥）
另一方面，她也打破德國政府以錢補貼極右青年的舊習。「你不該鼓勵他們打完外國人之後就能成立一個青年社團，用補貼來對抗種族主義，這根本是胡扯！」卡哈娜高聲說。過去，政府認為讓極右團體成立自己的社團、玩音樂，就會放下「被剝奪感」，但實情是，他們因此繼續擴大，並在某些地區成為青少年間的流行。
「你要支持的是那些採取行動、反對極端主義的人，那些辦工作坊、音樂會的人，支持他們，讓他們在自己的家鄉、城市裡可以有改變的力量，」卡哈娜在1998年成立第二個基金會，帶頭示範，教會政府怎麼做。
她將基金會以非裔受害者阿瑪迪安東尼奧（Amadeu Antenio Kiowa）之名成立。在東德工作的非裔移工阿瑪迪安東尼奧，在1990年11月24號當晚，被一群尋找有色人種的年輕白人以球棒圍毆至失去意識，12月6日正式宣布不治。
要對抗極端主義、種族主義，AAF的工作涵蓋研究、教育、出版、倡議、組織。幾乎是從零開始，AAF定義種族歧視言論、仇恨言論，出版刊物、教育民眾，還募資成立包括受害者支持基金等不同的金援。
同時，AAF也發展出工作坊，讓想脫離極右團體的民眾有專業的輔導資源，回歸正常生活。AAF還與電音DJ、媒體合作，舉辦反極右派的音樂會，甚至買下一棟房子，在離柏林較遠的東德地帶，建立集會聚點。隨著時代推移，他們也率先展開對網路仇恨言論的研究報告，成為政府擬定對策的參考。
在逆境中相信民主，是需要勇氣的
網路時代也為他們帶來更大的挑戰。
20年多年來，AAF支持的民間團體、行動，超過1,400個，德國政府建立的政治教育中心，也仰賴AAF的經驗與研究，才能快速的「接地氣」。但社交網路的到來，加上2015年的難民移入高峰，像是一場風暴，把德國捲入另一個排外高峰。極端政黨創下得票紀錄、政治與種族歧視的攻擊事件一天平均6起，新納粹直播殺人、政治人物在家裡陽台被槍斃⋯⋯等。仇恨政治也同樣沒放過AAF成員，極端分子洩漏他們個人資訊、張貼他們家人的照片，網上的生命威脅與真正的現身恐嚇輪番上演，年輕的AAF成員難免感到焦慮不安。
看著1991年卡哈娜在廣場上的影片，年輕同事問她，「當時怎麼不怕？」
卡哈娜嘆了一口氣，帶著笑說：「跟我爸爸以前對抗的那些事比，這些算什麼？」卡哈娜認為，真正考驗勇氣的，是繼續對民主堅定的相信。
「我當初認為，德國至少有30％的人願意支持我們。相信這件事情（指有人支持）是勇敢的，『相信』是需要勇氣的，我一直這麼覺得。」
當仇恨政治再起，看見公民社會力量
於是看著當代的挑戰，搭著社交網站再起的仇恨政治術，她卻從德國社會看見機會。
她又拿出數字，在德國東部，極右政黨創下的歷史新高得票率直逼3成，「大家都看見了⋯⋯他們一直存在著，只是我們沒發現，」卡哈娜解釋。
社群網站滲透進人們的生活，仇恨言論在規範相較寬鬆、甚至規範未明的網路空間，恣意地、容易地傳播開來，資訊操縱與不實資訊，像鉤子一樣抓起人們心裡潛藏的極右意識形態，打破人們慢慢累積而成的社會規範。
鉤子抓出了人們慢慢淡忘的那些意識形態，被忽略的聲音如今攤在檯面上了，給了德國社會又一次機會，對話、討論，再一次確認整個國家對民主的認識與信念。
「關鍵是（看見之後）我們接著要做什麼？」卡哈娜相信這是機會，因為比起1991年，現在看見極端主義危險的人更多了，她相信這一次，廣場上的她不會是孤單的。
這是AAF成員普遍擔憂，卻不悲觀的原因，雖然他們成為極右社團攻擊的目標，卻也是最接近民間力量的觀察者。發言人魯德克說：「（AAF成立）20年後的現在，我們有所謂的難民危機，我們國會裡有信仰種族主義、歧視外國人的極右派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AfD） ；但我們有數百個民間團體站出來說『不！』他們支持難民，他們在組織民間運動停下AfD 的仇恨散播，他們在街上阻擋極端份子的遊行，他們每一天都在奮鬥，要停下反民主的意識形態，他們真的他媽的做得很好！」
「如果沒有他們，現在（德國）所面臨的情況會比現在更糟，那是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的，如果不是因為那些民間團體，德國現在會變成什麼樣？」
如果廣場上有成千上萬個卡哈娜，未來，會是怎樣？
德國政府，如何撐起民主價值的網絡？
卡哈娜對於建立民主公民社會支持網絡的主張，在2000年成為德國政府的政策，由總理下達指令，成立民主與寬容聯盟辦公室（Alliance for Democracy and Tolerance，簡稱BfDT，後納入德國民主教育中心），要在德國全境，支持倡議民主價值的各種大小民間非營利組織。
「我們的使命，就是讓民間團體被眾人看見，並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BfDT專案主任阿里塔尼（Nouria Ali-Tani）告訴我們。像是建立資料庫一樣，他們開放民間團體主動上網註冊，或是透過BfDT每年的獎助金計畫，慢慢建立全德國的「民主陣線」地圖。
阿里塔尼以德國的創意寶庫形容，人們以劇場、早餐會、運動比賽等各種形式，討論多元性別平等、街友、難民、貧富差距等議題，希望增強民主社會的包容力、對抗極端化。當民眾想要參與或是創立活動，BfDT還有諮詢專線，給民眾免費顧問服務、或是幫忙牽線。每年，BfDT請來相關領域專家與董事會討論，頒布當年度兩大民主議題，以此招募民間的創意與民間組織，頒發50到80個獎項。
BfDT也緊跟社會脈動。如去年德國東部城市肯尼茲（Chemnitz）因移民兇殺案引起的大規模衝突後，BfDT至今舉辦兩次「肯尼茲對話」，邀請40名鄰近地區的民間組織、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舉行閉門工作坊，在沒有媒體的情況下，與會者坦誠地分享遇到的困難。題目由參加者制定，他們討論如何與新納粹份子對話、如何回應極右派遊行、怎麼創造官民合作等等，希望跨部門、跨地區的建立互助網，加速增強德國社會對極端右翼興起的反應能力。
「建立網絡之後，我們希望由下而上的產生解方，」阿里塔尼解釋，他們認為，這可能是在政府面對民主價值受到挑戰時，能夠扮演的角色，以及最有效益的解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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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轉載自報導者The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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